永垂青史的神学家:加尔文 - 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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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垂青史的神学家:加尔文

 

加尔文(1509-1564)可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并且至今依然是真正的伟人之一。作为世界级的神学家、著名的教师、教会政治家和英勇的改教家,加尔文被许多人视为自一世纪以来影响教会深远的人。除了圣经作者本身之外,加尔文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墨兰顿(Philip Melanchthon)尊他为教会中最会解读圣经的人,因此将他简称为 “ 那位神学家 ”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则是说加尔文 “ 比有史以来任何人都更清楚地宣讲真理、比任何人都更懂圣经,也更清楚地解释圣经 ” 。

1509 年 7 月 10 日,加尔文出生于巴黎以北约 96 公里的法国大教堂城市诺阳(Noyon),他的父亲是杰拉德加尔文(Gerard Cauvin),母亲是吉恩加尔文(Jeanne Cauvin)。杰拉德是罗马天主教诺阳教区主教的公证人,也就是财务管理员,因此他是专业阶级的一员。14 岁时,约翰加尔文进入欧洲一流的学府 ── 巴黎大学,学习神学,准备担任神职。在那里,他沉浸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学术的原则中。他是一个严肃且学识渊博的年轻人,以硕士学位毕业(1528 年)。

加尔文毕业后不久,杰拉德与诺阳主教起了冲突,这次与教会的争执使他将自己的天才儿子转学到奥尔良大学(1528 年)和后来的布尔日大学(1529 年)学习法律。加尔文学了希腊语,磨练了他分析思考和说服论证的能力,他日后将在日内瓦的讲台上大大发挥这些技能。但当杰拉德意外去世时(1531 年),21 岁的加尔文便搬回了巴黎,追求他的最爱 ── 古典文学研究。后来他又回到布尔日,在那里完成了他的法律研究,并于 1532 年获得了法律学位。

 

突然信主

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读书时,借着马丁路德的著作接触到了一些早期的改教思想;这些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随后,加尔文信了基督。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释》(1557 年)的序言中写下了他信主的见证:

我曾持续努力地要求自己追求对法律的研究,以顺从我父亲的意思;但是后来,上帝藉由祂护理的暗中引道,给了我一个不同的生涯方向。起初,由于我太固执地投入在天主教的迷信之中,无法轻易地从如此深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且早年的我,思想是比同年龄的人还更刚硬的,于是上帝便借着一个突然的转换,制服了我的思想,把我的思想带到了一个受教的状态中。如此一来,我稍稍地品尝并认识到了真正的敬虔,也立刻被如此强烈的渴望给激励,想在其中取得进步,因此,我虽然没有完全停下其他研究工作,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投入当中了。

1533 年 11 月,巴黎大学校长、加尔文的朋友,柯布(Nicolas Cop),在大学冬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讲道。这篇信息是要求在新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并对当时经院派的神学家进行大胆的攻击。柯布的 “ 路德式 ” 观点遇到了强烈的反抗。加尔文被认为与柯布一起撰写了这篇讲论,因为该讲稿的其中一份存在加尔文的手稿中。结果,加尔文被迫在被逮捕之前逃离巴黎,逃到了第莱特(Louis du Tillet)的住所。第莱特是一位同情宗教改革事业的富人。在第莱特庞大的神学藏书中,加尔文阅读了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古斯丁。凭着勤奋、天才和恩典,加尔文逐渐成为一位自学成才且颇有地位的神学家。

1534 年,加尔文移居到已成为新教据点的瑞士巴塞尔(Basel),为的是要独自专心学习。在巴塞尔,加尔文写下了后来成为神学巨作、也是宗教改革期间最重要的一本书 ── 《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在这本书中,他概述了新教信仰的基础,并为改革宗的圣经解读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令人惊奇的是,加尔文在 25 岁时就开始撰写这本书了,当时的他信主也才一年而已。这本书在他 36 岁时出版。

1536 年,加尔文决定搬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一位安静的学者之姿继续他的学习。但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和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之间的战争,使得加尔文无法走最直接的路线。他被迫绕道日内瓦,并打算在那里只待一个晚上。但当他进入这座城市时,他立刻被认出是《基督教要义》的年轻作者。那些同情宗教改革的人就带加尔文去见法惹勒(William Farel);法惹勒在日内瓦领导了 10 年的新教运动。当时,日内瓦刚投票决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一个宗教改革的城市,但它急需一位能够阐明宗教改革真理的教师。脾气火爆的法惹勒向加尔文提出挑战,要求他接下这个任务;正当加尔文犹豫不决时,法惹勒就提出了一个咒诅的威胁。加尔文是这样记录的:

法惹勒是个怀有非凡的热情在传福音的人;他立即绷紧了每一根神经来强留我。他了解到我把心思都用在个人的研究上(所以排斥去从事其他事务),并意识到自己对我的恳求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后,他接着便发出了一个咒诅,说如果我胆敢退缩并拒绝在这么迫切的事情上给予协助,那么上帝就会咒诅我这样的逃避行为,和我为了个人的研究而追求的宁静。这个咒诅让我感到非常恐惧,以至于我放弃了我原先的行程。

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了他的事工;先是讲师,然后是牧师。与法惹勒一起,他开始了他的任务,也就是使教会生活和实践都符合圣经的教导。在他实施的改革中,有一项是在领圣餐一事上实行教会纪律。有头有脸的日内瓦公民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过着罪恶的生活。这个危机在 1538 年 4 月 23 日的复活节主日达到了沸点,当时加尔文拒绝给某些公然活在罪恶中的领导人物领圣餐。情势十分紧绷,以至于加尔文和法惹勒被迫离开日内瓦。

 

流放与回归

加尔文退到了斯特拉斯堡,也就是他两年前打算去的地方。他的目的是为了躲避公众的视线。但斯特拉斯堡最首要的改教家,布瑟(Martin Bucer),坚持认为加尔文必须继续在公共讲台上服事,并像法惹勒之前那样威胁他。加尔文听从了布瑟,于是就成了将近 500 名来自法国的新教难民的牧师。

不过,这位流亡的神学家在斯特拉斯堡也获得了写作的时间和自由。加尔文写了《罗马人书注释》,并扩充了他的《基督教要义》,又将其翻译成法文。同时,他也写下了被誉为宗教改革最伟大的辩护书,《答沙杜里多书(A Reply to Sadoleto)》。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红衣主教沙杜里多(Jacopo Sadoleto)曾写过一封公开信给该城的人民,邀请他们回归罗马天主教会。市政官员们呼吁加尔文做出回应,于是他就用《答沙杜里多书》做出了回应;该书信是对上帝在恩典福音中的荣耀所做的有力辩护。同样在斯特拉斯堡的期间,加尔文娶了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博爱丽(Idelette de Bure),她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时光之后,日内瓦的市政官员们写信请他回来作他们的牧师。在加尔文不在的时候,日内瓦的宗教和政治情势已经恶化了。起初,加尔文并不打算回来。在 1540 年 3 月 29 日写给法惹勒的信中,加尔文说:“ 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被钉上日内瓦牧师这个十字架上;在那里当牧师,每天都要灭亡一千次。“ 但加尔文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尽管他知道在日内瓦有许多危险正等着他。加尔文认为他的生命完全都在基督里,他心甘情愿地将生命献给上帝;这种态度在他个人的私章中呈现了出来 ── 一只手捧着一颗心,下面是那句座右铭:“ 主阿,我愿立即、真诚地将我的心献给你!” 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也如此顺从了,回到了他在瑞士的牧师岗位。

1541 年 9 月 13 日,加尔文在离开日内瓦三年半后,又再次回到了那里。在他复职后的第一次讲道中,他从上次被流放前所讲的最后一节经文接续着讲下去。这种延续是为了大胆地声明说逐节讲道将在他的事工中占据主要地位。

加尔文的第二段日内瓦牧会时期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广受反对的时期(1541-1555),他忍受了许多阻力和困难。反对势力开始以爱国者(the Patriots)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是日内瓦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他们不喜欢加尔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他还面临着放荡派(the Libertines)的反对;他们是日内瓦内部的反律法主义者(antinomians),公然生活在罪恶和道德的腐败之中。但到目前为止,最艰难的考验是 1553 年由瑟维特(Michael Servetus)所造成的磨难。这位众所周知的异教徒在加尔文被传唤为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后,被市政官员们烧死在火刑柱上。这段期间还有其他的考验临到,像是加尔文的儿子,雅各,在 1542 年出生后仅两周就死了,而加尔文的妻子博爱丽在结婚仅九年后于 1549 年去世。

这场令他耗尽心力的反对终于平息了;加尔文在世的最后九年(1555-1564)可以说是广受支持的时期。加尔文终于获得了市政官员们的支持。有了这个后盾,他便根据在斯特拉斯堡所看到的范例,于 1559 年建立了日内瓦学院。该学院有一所私立学校提供初级教育,还有一所公立学校提供更高级的圣经语言和神学研究,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医生。同样在 1559 年,第五版、也就是最后一版的《基督教要义》问世了。1560 年,《日内瓦圣经》问世,这是第一本在空白处有神学注释的英文圣经。这部由加尔文的学生所写的不朽著作呈现出一个世界观,就是上帝对整个受造界都有至高的主权。

加尔文将他为福音事工所培训出来的法语牧师从日内瓦派往欧洲其他法语省份。大部分的人都去了法国,在那里,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覆盖了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最终,有 1300 名在日内瓦受训的宣教士前往了法国。到 1560 年,从日内瓦派出的人在法国建立了 100 多个地下教会。到了1562年,教会数量倍增,达到 2150 间,会友超过 300 万人。有些教会的会友人数达到数千人。这种增长造就了胡格诺派的教会,几乎战胜了天主教在法国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此外,在日内瓦受培训的宣教士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德国、荷兰、英国、苏格兰、莱茵兰(Rhineland)、甚至巴西都建立了教会。

 

告别演说

1564 年初,加尔文病重。2 月 6 日星期日,他最后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台上讲道。到了 4 月,他很明显活不久了。54 岁的加尔文毅然决然地面对死亡,就像他面对讲台一样。他信心的力量,建立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上,也出现在他的遗嘱和最后的见证中。1564 年 4 月 25 日,加尔文口述了以下这段话:

我感谢上帝,不仅因为祂怜悯我这个可怜的受造物,把我从偶像崇拜的深渊中拉出来,为的是要让我受到祂福音的光照,使我有分于我完全不配得到的救恩;我有很多的罪和缺点,也因此理当被祂抛弃无数次,但祂却依然怜悯我、支撑着我 ── 但更重要的是,祂对我的怜悯如此之深,甚至愿意使用我和我的劳力来传达和宣布祂福音的真理。

三天后,也就是 1564 年 4 月 28 日,加尔文把他的牧师同工们叫到寝室来,向他们发表了告别演说。他告诫他们,说宗教改革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才刚开始而已:“ 当上帝召我离开时,你们会遇到困难…… 但你们要鼓起勇气,坚固自己,因为上帝会使用这个教会,也会维持它,并且也会向你们保证说祂将会保护它。” 就这样,他把火炬从他虚弱的手中传给了他们。

1564 年 5 月 27 日,加尔文在他的继任者,伯撒(Theodore Beza),的怀中去世。加尔文的最后一句话 ── “ 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 正是圣经的话(诗 79:5 , 89:46)。他死的时候,引用了他长久以来所传讲的圣经。恰如其分地,这位谦卑的仆人被埋在一个普通的墓地里,埋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本文原刊于此

Steven Lawson
Steven Lawson
史蒂文 ‧ 劳森是 ” 专一火热 ” 事工(OnePassion Ministries)的主席、创始人与林格尼尔福音事工的教学伙伴,并有许多著作,其中包括:《恩典的根基与真理的时刻》(Foundations of Grace and The Moment of 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