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神学家：加尔文

编者注：独立文章系列的第六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很容易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新教神学家，甚至是有史以来真正的伟人之一。作为世界级的神学家、著名的教师、教会政治家和英勇的改革者，加尔文被许多人视为自第一世纪以来对教会影响最大的人。除了圣经作者本身之外，加尔文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圣道服事者。菲利普·默兰顿（Philip Melanchthon）为了表达对这位教会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圣经注释家的认可，他称加尔文为〝那位大神学家〞。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说，加尔文〝比其他任何有呼吸的人都更清楚地阐述真理，了解圣经，并解释圣经。〞

1509年7月10日，加尔文于出生在法国天主教城市诺永（Noyon），诺永位于巴黎以北约60英里处。加尔文的父亲是杰拉德（Gerard），母亲是让娜·考文（Jeanne Cauvin）。杰拉德是罗马天主教诺永教区的主教公证人，也许是财务负责人，因此属于神职人员阶层人士。在加尔文十四岁时，他就进入了欧洲最负盛名的教育机构——巴黎大学学习神学，为成为神职人员做准备。在那里，他沉浸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学术研究的学习氛围中。加尔文是一位严肃而学识渊博的年轻人，毕业时获得了硕士学位（1528）。

加尔文毕业后不久，父亲杰勒德就与陷入了与诺永主教的冲突中，这次与教会的失和驱使他转而把聪明的儿子送到奥尔良大学（universities of Orléans，1528）和后来的布尔日大学（Bourges，1529）学习法律。加尔文还学习了希腊语，并磨练了他的分析性思维和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技巧，这些技巧在日后日内瓦的讲坛上将会得到很好的运用。当杰勒德意外去世时（1531年），21岁的加尔文便搬回了巴黎，追求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深造，这是他的热忱所在。后来加尔文又回到布尔日，在那里完成了法学研究的学习，并于1532年获得了法学学位。

突然归信

在奥尔良大学读书期间，加尔文通过马丁·路德的著作接触到了一些早期的改教思想，这些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随后，加尔文归信了基督。加尔文在《诗篇注释》（1557）的序言中记录了他信主的见证：

我努力忠实地从事这项[法律]研究，是顺从我父亲的意愿；但借着上帝护理性的奥秘带领，终于将我的人生指向了不同的方向。起初，由于我过于执着地迷信天主教，以至于很难从如此深重的泥潭中解脱。然而上帝通过一次突然的改变将我制伏，将我的想法转变为一个受教的思想架构，而我对这些事的态度比我早年所能想象的更加刚硬。有了这种转变，我对真正的敬虔就有了一定得感受和了解，我立即被一种强烈的愿望激励，希望在这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虽然我尚未完全放弃其他领域的研究，但我对那些的追求却变得不那么热切了。

1533年11月，巴黎大学校长、加尔文的朋友尼古拉·科普(Nicolas Cop)在该校冬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讲了一篇道。内容是以《新约圣经》为基础呼吁宗教改革，并对当时的经院派神学家进行了大胆的攻击。科普〝路德式〞的观点遭遇了强有力的抵挡。由于手稿的副本是加尔文的笔迹，于是人们认为这篇讲道是由加尔文与科普合作写成的，因此加尔文被迫逃离巴黎以免被逮捕。他逃到了一位富人路易·杜·提莱（Louis du Tillet）的庄园，路易很认同宗教改革。在杜蒂莱庞大的神学图书馆里，加尔文阅读了圣经和教会教父的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奥古斯丁的作品。通过努力、天才和神的恩典，加尔文正在成为一位地位不俗、自学成才的神学家。

1534年，加尔文搬到瑞士的巴塞尔以便进行独立研究，当时巴塞尔已然成为了一个新教的据点。在那里，加尔文写下了《基督教要义》的初版，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加尔文的神学杰作，也是宗教改革期间最重要的一本书。在书中，加尔文概述了新教信仰的基本原则，并为改革宗的释经视角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令人惊讶的是，加尔文开始写这部作品时年仅二十五岁，而且此时他信主刚刚一年而已，第一版在他26岁时就出版了。

1536年，加尔文决定搬到德国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学者的身份继续潜心学习。但法兰索瓦一世（Francis I）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之间的战争使他无法专心于学术。加尔文被迫转道至日内瓦，他本打算只在那里待一晚上，然而当他进城时，人们立即认出他是《基督教要义》的年轻的作者。那些认同宗教改革的人便带他去见威廉·法莱尔（William Farel）。法瑞尔在日内瓦领导新教运动已经有十年了。不久之前日内瓦刚刚投票通过决定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成为一个宗教改革城市，但日内瓦迫切地需要一位能够阐明改革宗真理的教师。脾气火爆的法莱尔向加尔文提出挑战，要求他承担这项任务；当加尔文犹豫不决的时候，法瑞尔向加尔文发出了诅咒式的威胁。加尔文是这样说的：

法瑞尔以非凡的火热推动着福音的传扬，当他得知我不想别的，一心只想投身于个人性的研究，就立即使出浑身解数竭力阻止我。法瑞尔发现恳求我没有用，便开始开口诅咒我的隐居生活，以及我所追求的学术研究的岁月静好，他说如果我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隐退并拒绝提供帮助的话，上帝会诅咒我。这咒诅的话使我感到非常害怕，于是我放弃了当时的旅程。

于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他先是做讲师，然后做牧师。他与法瑞尔一起，开始了使实践教会生活与圣经教导相一致的任务。加尔文实践的改革包括在圣餐桌前执行教会惩戒。要对日内瓦的知名人士执行惩戒并不容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过着有罪的生活。这场危机在1538年4月23日的复活节主日达到了沸点，那天加尔文拒绝为某些公开生活在罪中的重要人物主持圣餐。当时的情势十分紧张，以至于加尔文和法莱尔被迫离开了日内瓦。

流放与回归

加尔文撤回到了斯特拉斯堡，这个他两年前就打算去的地方，他原本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避开人群。但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家领袖马丁·布塞（Martin Bucer）坚持认为加尔文必须继续在公共讲坛上传道，布塞像法莱尔先前那样威胁他。加尔文向布塞屈服了，于是他成为了近500名来自法国的新教难民的牧师。

然而，这位流亡神学家在斯特拉斯堡也有了自由写作的时间。在此期间，加尔文写了《罗马书注释》；他也丰富了他的《基督教要义》，并将其翻译成法文。同时，他还写下了被誉为宗教改革最伟大的护教书信——《对萨多莱托的回复》（A Reply to Sadoleto）。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后，红衣主教雅克波·萨多莱托给日内瓦公民写了一封公开信，邀请他们回归罗马天主教信仰。市政府官员呼吁加尔文作出回应，加尔文便以《对萨多莱托的回复》作为回应。这是一份令人信服的辩护，是关于上帝在恩典福音中的荣耀的辩护。在斯特拉斯堡期间，他还与有两个孩子的寡妇伊德莱特·德·布雷（Idelette de Bure）结了婚，她使加尔文过得非常幸福。

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度过了三年的快乐时光，其后日内瓦的长老写信给他，请他回来担任他们的牧师。在他不在的这这段期间，日内瓦的宗教和政治形势都日益恶化。起初，加尔文并不打算返回。在1540年3月29日写给法莱尔的信中，加尔文说：〝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走上回日内瓦的十字架，在那里人每天都会灭亡一千多次〞。然而，尽管加尔文知道在日内瓦有许多危险在等着他，他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加尔文将他的生命看作是完全在基督里的，并甘心乐意地交托给了上帝，这种心态体现在了他私章的样式中——一只手捧着一颗心，下面写着一句格言：〝主啊，我愿将我的心及时而恳切地献上给祢。〞他认为回日内瓦是上帝的旨意，并甘心向其屈膝，回到了瑞士担任牧职。

在离开三年半后，加尔文于1541年9月13日回到了日内瓦。在他的第一次讲道中，他选择用被流放前最后一次讲道所使用的经文的下一节经文作为讲道经文，以此开始恢复他的解经式讲道。这种延续大胆地声明了逐节宣讲圣经将在他的圣道事工中占据首要地位。

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第二个牧师任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反对的时期（1541-1555年），当时加尔文承受了许多的阻力和困难。最开始人们以爱国者的形象表明反对，这些人是日内瓦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他们不喜欢加尔文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同时，加尔文也面临着自由派的反对，他们是日内瓦的反传统者，生活在公开的罪和不道德中。但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是1553年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事件给加尔文带来的痛苦经历。在加尔文被市政府官员作为专家证人传唤之后，塞尔维特这位众所周知的异端份子被市政府官员烧死在火刑柱上。这段时间内还有其他的审判，1542年，加尔文的儿子雅克（Jacques）在出生仅仅两周后就去世了，而加尔文的妻子伊德莱特在结婚仅9年后，也就是1549年去世。

这种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终于渐渐平息，加尔文生命中最后的九年（1555-1564）可以说是被支持的一段时期。终于，加尔文获得了市政府官员们的认可。1559年，在这种支持下，他仿照在斯特拉斯堡看到的那样建立了日内瓦学院。该学院有一所提供初级教育的私立学校，以及一所提供圣经语言和神学方面更高级研究的公立学校，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医生。同年，也就是1559年，《基督教要义》的第五版也就是最后一版发布。1560年，《日内瓦圣经》问世，这是第一本在空白处有神学注释的圣经英文译本。这部不朽的作品是在加尔文的建议下诞生的，呈现了一种上帝对所有创造物拥有主权的世界观。

加尔文为福音事工培训了许多讲法语的牧师，他将这些牧师从日内瓦派往欧洲其他讲法语的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去了法国，在那里，改教运动涵盖了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最终，有一千三百名在日内瓦接受培训的宣教士前往法国。到1560年，从日内瓦派出的宣教士在法国建立了一百多个地下教会。到1562年，教会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150个，有300多万成员。一些教会的成员人数达到了数千人。这种增长发展出了胡格诺派，几乎超过了反对改教运动的法国天主教会成员的人数。此外，经过日内瓦培训的传教士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德国、荷兰、英格兰、苏格兰和莱茵兰甚至巴西都纷纷建立了教会。

告别演说

1564年初，加尔文得了重病。2月6日星期日，他最后一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坛上讲道。到了四月，很明显他已经时日不多了。五十四岁的加尔文面对死亡时的决心就像他面对讲坛一样坚定 。他信仰的力量建立在了上帝的主权之上，这体现在他最后的遗嘱中。1564年4月25日，加尔文口述了以下文字：

我感谢上帝，不仅因为祂怜悯我这个可怜的人，把我从我所深陷的偶像崇拜的深渊中拉出来，带到祂的福音之光中，使我能领受救赎恩典的教义，这是我完全不配得的。上帝更是持续地以祂的仁慈在我这么多的罪孽和缺点中支撑着我，这些罪孽和缺点足以使我被祂拒绝十万次，然而，上帝对我的仁慈竟延续到我和我所作的工上，使用我来传达和宣讲祂福音的真理。

三天后，即1654年4月28日，加尔文把他的同工们叫到他的卧室，向他们发表了告别演说。加尔文告诫他们，宗教改革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当上帝召唤我离开时，你们会面临麻烦… 但你们要鼓起勇气，刚强壮胆，因为上帝会使用这间教会、持守它，并向你们应许，上帝会亲自守护它。〞就这样，加尔文用无力的双手将改革宗的火炬从传递给了他的同工们。

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在他的继任者西奥多·伯撒（Theodore Beza）的怀抱中去世。加尔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主啊，要到几时呢？〞——这正是圣经中的话（诗篇七十九5；八十九46）。他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在引用圣经，引用他一生都在宣讲的圣经。应加尔文自己的要求，这位谦卑的神的仆人被埋葬在一个普通的公墓里，他的墓碑没有任何标志。

本文原刊于《独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