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与文化参与

编者注：这是《桌边谈》杂志：焦虑系列的第九篇。

我们可以从教会的历史中学习到什么，以便更好地应用在今天我们自己所处的文化中？首先我们需要小心：在阅读教会历史故事时，我们不应该幻想自己也会成为历史中那些信仰伟人，或者幻想复制他们的文化。因为这样做不仅会显得很骄傲（比如〝我觉得我是下一个路德〞），而且也会忽略主对我们的不同的呼召。每次想到保罗对哥林多基督徒的命令我都觉得很感动：〝各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他就应当保持原来的情况。〞（林前七章17-24）。我们是所处的时代的产物，〝我要成为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面前放着有一整个世界的选择，我们很容易在想要成为的人的名单中写下〝路德 〞或 〝加尔文〞。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在网络时空中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当代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便有了更多、甚至是无穷无尽的可能。这样的情况必须停止，主呼召我们不是要成为别人，而是要按照基督的样式重新塑造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在神将我们所放置的文化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即使是圣经中效法基督的命令，也不意味着每一人的呼召、所做的服事都和耶稣一模一样，我们要是这样想那就是对耶稣最大的亵渎。我们应该在主安排我们所处的文化中寻求自己的呼召，以期待文化在尊重基督所赐的特性中发展，而不只是将时钟往回拨，简单机械地复制基督教先驱的文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并且应该从教会历史中找到个人和整个文化的范例。教会历史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要注意学习的程度和某些细微的差别。我们应该要效法加尔文，因为加尔文也是在效法基督，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加尔文和我们之间的差异，以及加尔文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之间的不同。例如，我们不能将宗教改革时期的内容机械地移植到21世纪，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政治环境和今天大不相同。16世纪的改教家生活在基督教治国的年代里，因此经常能够使用地方长官的权柄来推动基本的新教教义。就拿英国来说，1552年的某一天，英国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国家的正统宗教变成了新教，实际上也就是改革宗，而这样的改变是通过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议会所通过的法案来实现的。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城市也是这样的情况：成为新教徒的决定是由市议会在政治层面所制定的，比实际的宗教改革要更早。

今天的我们如果看到任何信仰上的改革，那必定是通过福音传讲而达成的结果。

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中，这样的事情似乎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今天的我们如果看到任何信仰上的改革，那必定是通过福音传讲而达成的结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跟真正的基督教议会或国会相差了好几个世纪的距离。改教时期的计划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仍是适用的（像改教时期的牧者那样传道，像伊丽莎白时期的教会（Elizabethan church）那样培养牧师），但有些细节是不适用的，比如那时候连讲章的内容也是由新教政府编排和准备好并提供给神职人员的。因此，我们从教会历史中学以致用的大部分内容，不应该是战略或计画的细节，而需要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启发基督徒如何在当下的环境中保持对信仰的忠心。相比改较时期，初代教会时期更值得我们借鉴，因为那时候的教会跟我们现在一样面对着异教文化的侵袭，而改教时期的欧洲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基督教化〞了。

从历史中细致入微的学习，不是简单地将例子和方法跨世纪地转移到我们当下的时代，而是需要对所学习的那个时代和我们当下的时代背景都有充分的了解，这是不容易的。即使没有相关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这种转移性的应用，我们也可以从前辈身上得到激励去效法他们的忠心。对历史所知不多的基督徒也可以从教会历史中找到一些比较普遍性的激励人心的鼓励或是挑战。

当我们阅读教会的历史时，有一件事越来越清晰：我们的信仰先贤们在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有涉猎。宗教改革是果效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福音运动。而且这并不是在信徒们很焦虑或激烈地争论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宗教改革产生效果的原因很简单，仅仅是因为基督徒都顺服了大使命的诫命：信徒们认真传福音，并努力过顺服的生活。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基督徒行政官员、律师、教师、艺术家还有农民就都从心里去作他们各样的工作，像是为主作的而不是为人作的（西三23），他们忠信地过顺服的生活，并努力宣讲福音，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基督教文化。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甚至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因为一个脱离实际的、个人化的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时代深深根植于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土壤中，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决不能严阵以待地绕道而行，坚持脱离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相反，我们想要忠信地生活在这个文化中，就一定可以从教会历史中得到前车之鉴，我们可以参考如何处理难题、如何被先贤充满信心生活所鼓励，也可以得到历史反例的警示。

本文原刊于《桌边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