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神人”？

編者注：這是 独立文章 (2026) 系列的第四十篇。

十一世纪时，教会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撰写了三部自此一直影响教会的重要著作。在基督教哲学方面，他留下了《Monologium》和《Proslogium》；在系统神学方面，他写就了基督教的经典名作《Cur Deus Homo》，其名意为“为什么神人？”

在这本书中，安瑟伦为教会对基督赎罪的一项关键理解——亦即赎罪的“满足说”——建立了哲学与神学的根基。他主张：赎罪之所以不可或缺，乃是为满足上帝的公义。就教会对基督赎罪之工的认识而言，这一观点在中世纪成为古典基督教正统的中枢。然而，自那以后，“满足说”也始终面临批评与质疑。

在中世纪，人们开始质疑如下看法是否合宜：耶稣的赎罪是否因为宇宙中的某种抽象律要求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而成为必要。这引发了所谓的“律外”（Ex Lex）之争。在这场“律外”之争中，问题被提出：上帝的旨意是否脱离任何律、在一切律之外（ex lex）而运作；抑或上帝的旨意本身受某种公义的规范或宇宙律的辖制，致使上帝必须遵循之，因此祂的旨意是在律之下（sub lege）施行？问题就在于：上帝是在律之外，还是在律之下？

教会对这一两难的回应基本上是“两者皆予以否定”，并宣告在上述意义上，上帝既不在律之外，也不在律之下。相反，教会肯定地宣告：就祂不受任何存在于祂自身之外之律的约束而言，祂是在律之外，而非在律之下。初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律法无关，也不在律法之下。
修订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律法以外，并不在律法之下。然而与此同时，上帝并非任意或反复无常，乃是按着祂自身本性的律而行事。教会宣称：上帝是自为之律。这并非表明上帝是无法无天，乃是说，规范上帝作为与旨意的准绳，系根基于十七世纪正统神学家所称的“上帝的自然律”。

上帝的自然律”这一神学术语，颇易被误解，或与政治理论与神学中所说的更广义的“自然法”（lex naturalis）混淆。就该语境而言，“自然法”乃指上帝在受造界之中所启示的某些伦理原则。但与这种通行用法有别的是，十七世纪的威斯敏斯特神学家所言“上帝的自然律”，乃意指：上帝一切作为皆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律。换言之，上帝绝不以任何方式行事，以致与他自己的圣洁、公义、公正、全能等属性相抵触；在他所作的一切事上，绝不以牺牲或妥协其自身存在与品格的完美为代价。

因此，当教会宣认“上帝的公义必须得以满足”的必要性时，这一必要并非自外而来强加于上帝，乃是出于他自己之品格与本性所内在规定的必然。因为上帝必须为上帝，他绝不妥协自己的圣洁、公义与公正。由此而论，使他公义得以满足的赎罪之工乃属必要。

近来，一些现代思想家反对赎罪的满足论，认为这会给神白白的恩典与慈爱蒙上阴影。若神是爱，为什么他不能单凭自己纯粹的爱与恩典，白白地赦免人，而无须顾念去满足某种公义——不管那是出于他自身本性的律，还是外在强加于他的律？然而，这样的赎罪观仍未明白：即便出于要拯救罪人的怜爱，神也绝不会在他自己的义上作出任何妥协。

在赎罪之工中，我们既看见神向我们所显的恩慈之爱，同时也看见他对自己之公义与公平的坚定持守。借着基督的工作，神公义的要求得以满足，公义因此得以伸张，从而维系了神对公义与公平的持守。神赐给我们一位替代者，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成就那满足，以此满足他自己公义的要求；这就在那满足之中奇妙地彰显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正表现在：那位由他所立定者为我们成就了他公义的满足。作为全地的审判者，行公义乃是神的本性；而这位行公义的审判者，绝不会、也绝不可能违背他自己公义的准则。

圣经从“挽回”和“除罪”两方面阐明十字架——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双重功效。挽回”特指基督满足神公义之要求的工作；他代为偿付我们因罪所当受的刑罚。我们因冒犯神的公义而成了无法清偿的道德债户，而神的忿怒也因基督为我们所献上的完全祭得以满足、被挽回。然而，这只是救赎的一面；另一面是“除罪”。在除罪中，我们的罪被从我们身上除去、得蒙赦免，因为我们的罪被转移、归算给基督；他在我们的位置上代替受苦。借着耶稣完全的赎罪，神得着满足，我们的罪也为我们被除去。由此成全了旧约之下“赎罪日”赎罪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借着一只祭牲被献上，另一方面借着将百姓的罪象征性地按手归在“替罪羊”的头上，然后把它赶到旷野，使罪从百姓中被带走。

本文選自《桌边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