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之约

編者注：這是 独立文章 (2026) 系列的第四十一篇。

圣约神学之所以重要，原因有多方面。圣约神学虽已存在数千年，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得到了更为精炼且系统的表述。然而，在我们当代，由于它与一种相对较新的神学取向相关，其重要性愈发凸显。十九世纪末，被称为“时代论”的神学作为理解圣经的一种新途径兴起。早期的《司可福研读本圣经》将时代论界定为：在圣经中有七个彼此区分的时代（或时期）。每一个时代被定义为：“人在其中，就神旨意的某一特定启示之顺服而受考验的一段时期。^”1 司可福区分了七个时代：无罪时代、良心时代、人类政权时代、应许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以及国度时代。与这种将救赎历史加以多重划分的观点相对，圣约神学力求呈现救赎合一的清晰图景；这种合一体现在上帝在历史中所赐诸约的延续性，以及这些诸约如何在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中得以成全。

在传统的时代论者与改革宗神学就圣经启示基本结构所展开的持续讨论之外，我们这个时代在对救赎的理解上出现了更大的危机。这场危机聚焦于“归算”在我们对称义教义理解中所处的地位。正如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者与罗马天主教在称义问题上的争论以“归算”教义为关键议题一样，如今，归算的问题再度抬头；甚至在一些自称为福音派的人中，也有人摒弃宗教改革对归算的理解。这场关于称义与归算的争论，其核心在于对所谓“行为之约”的拒绝。古典圣约神学将“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严加区分。行为之约”指上帝在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仍处原初纯洁之境时与他们所立之约，其中上帝所应许的福乐以他们顺服祂的命令为条件。至于堕落之后，上帝竟仍向那些违背了行为之约的受造者持续发出救赎的应许；这持续的救赎之应许，被界定为“恩典之约”。

从严格意义上说，从某种角度看，神与受造物所立的一切之约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谓出于恩典，因为祂并无义务向受造物作出任何应许。然而，将“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加以区分，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直指福音的核心。恩典之约指的是神的应许：即便我们未能履行创造之初所赋予人的义务，祂仍要拯救我们。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耶稣作为新亚当所成就的工作上。新约一再把两者加以区分并作对比：第一亚当因不顺服给人类带来的失败与灾祸，和新亚当耶稣因顺服所成就之工所赐下的诸般益处。尽管新亚当与第一亚当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但二者的连续性在于：他们都被要求向神献上完全的顺服。

当我们从新约来理解基督的救赎之工时，我们主要聚焦于其中的两个层面。其一，我们注目于赎罪。新约清楚教导：在赎罪中，耶稣担当了祂百姓的罪，代他们受罚；也就是说，赎罪是代位且替代性的。就此而言，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旧约之下所规定的负面制裁；祂在祂的身体上承受了那本该临到违背者的刑罚，这些人不但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也违背了在伊甸园中所颁布的律法。祂将一切违背神律法之人所当受的咒诅都担在自己身上。改革宗神学称此为“耶稣的被动顺服”，意在强调祂甘心顺服，代我们领受神的咒诅。

除了在担当违约者所当受的刑罚上成全了行为之约的消极层面之外，耶稣还带来了对我们得赎至关重要的积极层面。祂为一切信靠祂的亚当后裔赢得了行为之约的福分。亚当是背约者，耶稣却是守约者。亚当未能得着生命树的福分；基督却借着祂的顺服赢得这福分，并将之赐给一切信靠祂的人。在这替我们成全此约的工作上，神学称之为“基督的主动顺服”。也就是说，基督的救赎工作不仅包括祂的死，也包括祂的一生。祂那完全顺服的一生，成为我们得称义的惟一根基。正是祂借着完全顺服所成就的完全之义，归算给一切信靠祂的人。因此，基督主动顺服的工作对于任何人的称义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若没有基督对行为之约的主动顺服，就无归算之由，无称义之基。若撤去行为之约，我们便撤去耶稣的主动顺服；若撤去耶稣的主动顺服，我们便撤去祂之义归算给我们；若撤去基督之义归算给我们，我们便撤去唯独因信称义。若我们拿掉唯独因信称义，便是去掉了福音，我们就仍旧落在自己的罪中。我们成了亚当那悲惨的后裔，只能等候神因我们自身的悖逆而将全备的咒诅临到我们。

我们的救恩之根基在于基督的顺服：既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被动的顺服），也包括他一生中的主动顺服。凡此种种，都与圣经关于耶稣为新亚当（罗5:12–20）的教导密不可分——他在第一位亚当失败之处成就了顺服，在第一位亚当败落之处得胜。此议题所关系的，正是我们的救恩本身。

本文選自《桌边谈》系列。

1.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