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之約

編者注：這是 獨立文章(2026) 系列的第四十一篇。

聖約神學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雖然聖約神學由來已久、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較為精煉且系統性的表述是在新教宗教改革時期逐步形成的。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它的重要性更加突顯出來，因為一種相對較新的神學觀念。十九世紀末興起了一種被稱為「時代論」的理解聖經的新路徑。在早期《司可福研讀本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的界定中，時代論的觀念認為聖經中有七個彼此區分的時代（或者說時期）。這裡的時代都被界定為：「人經受考驗的一段時期，看在這段時期中人是否順服神旨意的某個特定啟示。」¹ 司可福劃分出七個時代：無罪時代、良心時代、人類政府時代、應許時代、律法時代、恩典時代以及國度時代。與這種被劃分為多個時代的救贖歷史觀相對，聖約神學致力於呈現一副清晰的、合一的救贖圖景，這種合一性表現為神在歷史中所立的多個約之間彼此連貫，並且這些聖約都在基督的位格與工作中得以成全。

在傳統的時代論與改革宗神學對聖經啟示基本結構的持續爭論以外，我們這一代人對救贖的理解又遭遇到了更深的危機。這場危機的核心在於我們如何理解「歸算」在稱義這個教義中的地位。十六世紀改教家與羅馬天主教在稱義這個議題上的爭辯以「歸算」的教義為主要的癥結點，如今這個爭議再度浮現，也出現在了對改革宗的歸算觀不認同的福音派人士當中。關於稱義與歸算的爭論，其核心在於有沒有否定所謂「行為之約」。古典的聖約神學對「行為之約」與「恩典之約」之間進行了清楚地區分。「行為之約」指神在亞當與夏娃墮落之前、尚處於原初純潔的狀態下與他們所立的約。在這個約中，神應許他們得享福樂的條件是他們要順服神的命令；在人墮落之後，神仍向違犯行為之約的受造者持續承諾救贖的應許，這應許就被定義為「恩典之約」。

嚴格說來，神與受造物所立的一切約從一個角度而言都是出於恩典的約，因神本就沒有義務向任何受造物作出任何應許。然而，「行為之約」與「恩典之約」的區分至關重要，因為這區分與福音直接相關。恩典之約表明，即便我們未能履行神在創造時賦予人的責任，神仍應許拯救我們。這一點最清楚地體現在耶穌作為新的亞當所成就的工作上。新約一再將第一亞當與新亞當進行區分與對比，因第一亞當的不順服，失敗與災禍臨到了全人類；而新亞當耶穌因順服所成就的工則給人帶來了諸般益處。儘管新亞當與亞當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但兩者之間的連續性也是很明確的：他們都被呼召向神獻上完全的順服。

當我們在新約的範疇中思考基督的救贖之工時，我們主要聚焦於其中的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贖罪。新約清楚地教導，在贖罪的工作中，耶穌擔當了他百姓的罪，並代替他的百姓受了刑罰；換言之，贖罪具有代贖、替代的性質。就此而論，基督在十字架上親自承擔了舊約咒詛的刑罰：也就是說，基督以己身承受了本該加在違法之人身上的刑罰，違法之人指的不僅是違背摩西律法的人，也包括違背伊甸園中律法的人。基督為一切違背神律法的人承擔了當受的咒詛。改革宗神學以「耶穌被動的順服」對此進行描述。表明基督甘心順服，代我們承受神的咒詛。

除了承擔違背行為之約當受的刑罰之外，耶穌的作為還為我們帶來對得救來說至關重要的積極意義。基督為一切信靠他的亞當的後裔贏得了行為之約的祝福。亞當是背約者，而耶穌是守約者。亞當未能得著生命樹的福樂；基督卻藉著他的順服掙得了那福樂，並將這福樂賜給凡信靠他的人。神學中

將基督替我們成全約的工作稱為基督「主動的順服」。也就是說，基督的救贖工作不僅包括他的死，也包括他的生。基督完全順服的一生成了我們得以稱義的唯一根基。他藉完全的順服所成就的完全的義，歸算給了一切信靠他的人。因此，基督主動順服的工作對任何人的稱義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基督對行為之約的主動順服，就沒有歸算的原由，也就沒有了稱義的根基；若不談行為之約，就無從談起耶穌主動的順服；若不談耶穌主動的順服，就無從談起他歸算給我們的義。如此，也就沒有唯獨因信稱義之說了。若否認唯獨因信稱義，就等於廢棄了福音，這樣我們就仍在罪中、就仍是悲慘的亞當的後裔，只能等著承受神因我們的悖逆而降在我們身上咒詛的全部重量。

我們得救的根基在於基督的順服——既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被動的順服，也包括他一生主動的順服，這一切與聖經對耶穌作為新亞當（羅五12–20）的教導密不可分；基督在第一亞當悖逆之處成就了順服，在第一亞當敗落之處凱旋得勝。因此有關行為之約的議題關乎我們的救恩，是絲毫不能妥協的。

本文選自《桌邊談》系列。

1.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