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人的身分 - 林格尼爾福音事工
我們感到羞恥的原因
2020年12月14日
上帝的形象
2020年12月18日

了解人的身分

編者註:這是《桌邊談》雜誌:定義人的身分系列的第一章。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殘酷和暴力的世界裡。無論我們在電視上看地方或國際新聞,我們都會聽到無數恐嚇、不公、偷竊、毆打、謀殺和戰爭的案例。在某些地方,暴力似乎是一種生活方式;在另一些地方,暴力似乎在看似和平的地方突然爆發。我們該如何解釋這樣的暴力?

當今很多人聲稱,暴力並不是真的從人的內心產生的,而是外在的社會條件造成的。有人說,如果我們能把社會環境變好,那麼人本性的良善就會展現出來。還有很多人說,暴力是人類進化發展的結果,也是人類身為動物而生存與爭鬥的必要條件。這些說法都不符合聖經,也無助於理解我們在這世上觀察到的暴力。

基督徒知道人類起初被造時是善良的,但卻落入罪中,反抗上帝,也彼此疏遠。如果沒有上帝的救贖和更新生命的恩典,那麼墮落的人心裡就只有暴力而已。大衛在寫到上帝對惡人的態度時,很好地表達了這個真理:「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惡的。說謊言的,你必滅絕;好流人血弄詭詐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詩五5-6)。」

在這段經文中,大衛強調了惡人的三個主要特徵。首先,他們自誇和驕傲。他們認為自己很有價值、也很重要,遠遠超過事實;他們也不承認上帝比他們崇高。第二,他們充滿了謊言和欺騙。他們按著自己編造的謊言過生活,而不是按著上帝的真理。第三,他們嗜血又崇尚暴力。在他們的驕傲和自欺中,他們願意用殘忍的手段來提升自己的地位,而不是追求愛與和平。

在創世記的前半段,我們看到了這種惡行被實行了出來。該隱因為自私而謀殺了他的兄弟亞伯(四8)。該隱的曾曾孫拉麥也表現出了這種自私。「拉麥對他兩個妻子說:亞大、洗拉,聽我的聲音;拉麥的妻子,細聽我的話語:壯年人傷我,我把他殺了;少年人損我,我把他害了(23節)。」

我們在該隱和拉麥身上看到的這種自私與優越感,也可以在歷史上的許多方面看到。請想想看下面這段關於態度的批評;文中所批評的態度是大英帝國的基礎:

大英帝國在多元民主社會的意義上並非自由開明的。這個帝國公然摒棄人類平等的思想,從英國人口中挑選出極少數的精英,並將權力和責任交在他們手上。大英帝國不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我的論點是,就行政管理本身而言,雖然大量的種族傲慢顯然存在於行政階級整體當中,但階級和等級的觀念也是同等被看重的,甚至可能還比種族更被看重(Kawasi Kwarteng,《帝國的幽靈》(Ghosts of Empire),頁2)。

該隱和拉麥似乎是出於自私而動武的,而其他邪惡的人則試圖證明他們的暴力是正當的。他們各種方式宣稱說他們施展暴力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是比他們低等的,或比較沒有人性。凡是和我不一樣的人,我都可以正當化他們所遭受的暴力:他們不屬於我的家庭、我的鄰舍、我的部落、我的國家、我的種族或我的宗教。

將暴力正當化的邪惡達到極致時,可能就會訴諸於科學。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德國的納粹運動中特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納粹主義的特徵和歷史吸引力是複雜的,但其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它對科學的利用,尤其是它利用了進化論。既然進化論教導強者以犧牲弱者為代價而生存,那麼似乎可以推斷說強大的種族應當支配低等的種族。納粹科學家聲稱他們有科學的方式可以用來區分種族,並證明雅利安人種比其他種族(特別是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優越。今天我們知道納粹的科學是假的,但在當時卻有很多人信以為真,包括一些受過最良好教育的科學家;納粹的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確實很像是從進化論的合理推斷出來的結果。

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曾指出說當時的思想環境為納粹主義鋪好了道路:「整合型民族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社會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具生物學性質的反猶太主義、優生學和精英主義以不同的力量交織在一起,提供了一種令人陶醉的非理性主義的混合物,在十九世紀末那個社會、經濟和政治都快速變革的歐洲社會裡吸引了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中的一些文化悲觀主義者(Ian Kershaw,《希特勒》,頁134)。」但是,對於進化論者來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真的是非理性的嗎?

納粹黨的領導人將這種達爾文主義應用於政治。希特勒宣稱說:「政治不過是一個民族為其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是一道鐵律:弱者倒下,強者就會獲得生命(Kershaw,頁289)。」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曾說:「全世界我所提到過的那些低等人,將會對身為北歐核心民族的德國、身為人類文化承載者的德國發動一場殲滅戰(Peter Longerich,《希姆萊》,頁814)。」

納粹分子想要奪取猶太人的財產並將他們驅逐出德國。他們想把斯拉夫人趕出東歐並奪取他們的土地。出於對權力的自私慾望,他們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施加了令人髮指的暴力,並用科學的理由將這些人給非人化。數百萬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喪生。

奴隸制的「科學」理由也建立在種族優越性的觀念上。近幾個世紀以來,奴役非洲黑人的理由是:他們在種族上比歐洲和美國白人還低等。有些人甚至聲稱說奴隸制是一種文明和基督教化的制度。但實際上,它是一種暴力制度,是為了廉價勞動力而推行的。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了人們用科學和道德的理由試圖合理化暴力和非人道的行為。

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同樣也是以「科學」的論點來合理化墮胎;這些論點宣稱未出生的嬰兒僅僅是類人的組織。墮胎的支持者堅持認為他們是在合法地行使其自由。然而,他們其實是將未出生的嬰兒非人化,以便合理化他們抹殺胎兒生命的行為。

在這三個例子中,我們看到惡人利用邪惡的科學來做出道德或宗教判斷,並把它們當成是客觀的科學結論。真正的問題不是科學,而是濫用科學。這些偽科學的藉口,其可怕之處就在於殘暴且自私的非人化行為。

這些將暴力給合理化的科學理由,其基礎都是將部分或全部人類降格為動物。詩人以一種非凡的方式預見到了這種悲慘的情況。詩篇四十九是對世界上所有的人說的,目的是為了教導他們智慧和通達的事。在這裡,智慧的教導是從默想死亡的普遍現實開始的。如果死亡對於愚人和智者、窮人和富人、弱者和強者都是一樣的,那麼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呢?「人居尊貴中不能長久,如同死亡的畜類一樣(12節)。」人怎樣才能比畜生更有意義呢?答案是要認識真理:「人在尊貴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類一樣(20節)。」追根究柢,只有真正的智慧或通達,才使人與禽獸有所分別。事實上,只有上帝能拯救祂的百姓脫離死亡,並賜給他們永生:「但上帝必救贖我的靈魂脫離陰間的權勢……(15節)。」

身為基督徒,我們必須小心,避免在面對那些泯滅人性之人的反應中變得自以為是。當時也有一些基督徒被希特勒收為手下,也有一些基督徒會為奴隸制辯護。我們不能把那些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非人化。我們尤其要向那些為墮胎辯護或實行墮胎的人表明說所有在悔改和信心中來到耶穌面前的人都會得到寬恕。

正如大衛在詩篇五篇中如此深刻地描述惡人一樣,他也展示了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追求的公義的品格:「至於我,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進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拜(7節)。」身為基督徒,我們的眼光應當不再聚焦自己,而是只盼望上帝在耶穌裡那堅定不移的救贖之愛。如此一來,我們才能不在驕傲和自私中誇耀,而是謙卑地俯伏在我們的上帝面前。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非人化行為和暴力的解藥。

本文原發表於《桌邊談》雜誌。

W. Robert Godfrey
W. Robert Godfrey
羅伯特 ‧ 葛福雷博士是林格尼爾事工的教學夥伴,與加州西敏寺神學院的榮譽主席與教會歷史榮譽教授。他也是林格尼爾教學系列課程《教會歷史綜覽》(A Survey of Church History)的名師,並有許多著作,包括《拯救宗教改革》(Saving the Re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