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與文化參與

編者註：這是《桌邊談》雜誌：焦慮系列的第九篇。

我們可以從教會的歷史中學習到什麼，以便更好地應用在今天我們自己所處的文化中？首先我們需要小心：在閱讀教會歷史故事時，我們不應該幻想自己也會成為歷史中那些信仰偉人，或者幻想複製他們的文化。因為這樣做不僅會顯得很驕傲（比如「我覺得我是下一個路德」），而且也會忽略主對我們的不同的呼召。每次想到保羅對哥林多基督徒的命令我都覺得很感動：「各人蒙召的時候怎樣，他就應當保持原來的情況。」（林前七章17-24）。我們是所處的時代的產物，「我要成為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面前放著有一整個世界的選擇，我們很容易在想要成為的人的名單中寫下「路德 」或 「加爾文」。網絡時代的到來為我們在網絡時空中提供了更多的選擇，當代人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便有了更多、甚至是無窮無盡的可能。這樣的情況必須停止，主呼召我們不是要成為別人，而是要按照基督的樣式重新塑造我們自己。我們也應該在神將我們所放置的文化環境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即使是聖經中效法基督的命令，也不意味著每一人的呼召、所做的服事都和耶穌一模一樣，我們要是這樣想那就是對耶穌最大的褻瀆。我們應該在主安排我們所處的文化中尋求自己的呼召，以期待文化在尊重基督所賜的特性中發展，而不只是將時鐘往回撥，簡單機械地複製基督教先驅的文化。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並且應該從教會歷史中找到個人和整個文化的範例。教會歷史應該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但要注意學習的程度和某些細微的差別。我們應該要效法加爾文，因為加爾文也是在效法基督，但我們也要注意到加爾文和我們之間的差異，以及加爾文和我們所處的文化背景之間的不同。例如，我們不能將宗教改革時期的內容機械地移植到21世紀，這樣做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政治環境和今天大不相同。16世紀的改教家生活在基督教治國的年代裡，因此經常能夠使用地方長官的權柄來推動基本的新教教義。就拿英國來說，1552年的某一天，英國人一覺醒來突然發現，他們國家的正統宗教變成了新教，實際上也就是改革宗，而這樣的改變是通過國王愛德華六世的議會所通過的法案來實現的。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各個城市也是這樣的情況：成為新教徒的決定是由市議會在政治層面所制定的，比實際的宗教改革要更早。

今天的我們如果看到任何信仰上的改革，那必定是通過福音傳講而達成的結果。

在我們今天的環境中，這樣的事情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所以今天的我們如果看到任何信仰上的改革，那必定是通過福音傳講而達成的結果。從人的角度看，我們跟真正的基督教議會或國會相差了好幾個世紀的距離。改教時期的計劃的某些方面在今天仍是適用的（像改教時期的牧者那樣傳道，像伊麗莎白時期的教會（Elizabethan church）那樣培養牧師），但有些細節是不適用的，比如那時候連講章的內容也是由新教政府編排和準備好並提供給神職人員的。因此，我們從教會歷史中學以致用的大部分內容，不應該是戰略或計畫的細節，而需要在更普遍的層面上啟發基督徒如何在當下的環境中保持對信仰的忠心。相比改較時期，初代教會時期更值得我們借鑑，因為那時候的教會跟我們現在一樣面對著異教文化的侵襲，而改教時期的歐洲在很多方面都已經「基督教化」了。

從歷史中細緻入微的學習，不是簡單地將例子和方法跨世紀地轉移到我們當下的時代，而是需要對所學習的那個時代和我們當下的時代背景都有充分的瞭解，這是不容易的。即使沒有相關的歷史背景來進行這種轉移性的應用，我們也可以從前輩身上得到激勵去效法他們的忠心。對歷史所知不多的基督徒也可以從教會歷史中找到一些比較普遍性的激勵人心的鼓勵或是挑戰。

當我們閱讀教會的歷史時，有一件事越來越清晰：我們的信仰先賢們在文化的各個層面都有涉獵。宗教改革是果效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和藝術等各個方面的福音運動。而且這並不是在信徒們很焦慮或激烈地爭論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是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宗教改革產生效果的原因很簡單，僅僅是因為基督徒都順服了大使命的誡命：信徒們認真傳福音，並努力過順服的生活。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那些基督徒行政官員、律師、教師、藝術家還有農民就都從心裡去作他們各樣的工作，像是為主作的而不是為人作的（西三23），他們忠信地過順服的生活，並努力宣講福音，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基督教文化。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我們甚至可能連聽都沒聽說過他們，因為一個脫離實際的、個人化的信仰所產生的影響力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時代深深根植於屬於它自己的文化土壤中，但即使這樣，我們也決不能嚴陣以待地繞道而行，堅持脫離我們所在的這個環境。相反，我們想要忠信地生活在這個文化中，就一定可以從教會歷史中得到前車之鑑，我們可以參考如何處理難題、如何被先賢充滿信心生活所鼓勵，也可以得到歷史反例的警示。

本文原刊於《桌邊談》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