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改革宗神學的重要背景

編者注：這是《桌邊談》雜誌：獨立文章(2023)系列的第三十篇。

大多數基督徒都清楚寫作背景對於正確解釋聖經的重要性。我們知道聖經是幾千年前在與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寫成的，也是用我們並不熟悉的語言寫成的。那些對作者和他們當時的聽眾來說是簡單的、日常的常識，對於我們來說卻是必須學習和研究的知識。我們知道，如果要研究舊約，就必須學習希伯來文和阿拉姆語（或相信相關作品的譯者）。此外我們也必須學習古代近東的歷史、地理、文化和習俗，以便理解聖經作者在講的內容；學習新約就必須學希臘文，也需要瞭解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一世紀世界。所有這些都僅僅是文法歷史解經法的其中一部分。

要正確理解改革宗神學，理解相關背景也很重要。改革宗神學是十六世紀新教改革的成果，而改革是在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進行的，作者是在當時的哲學和神學背景下寫作的，掌握這些背景對於理解改革宗神學非常重要。我想簡要說明以下三個背景：歷史背景、哲學背景和神學背景。

歷史背景

新教改革並不是一群羅馬天主教修士感到無聊，頭腦一熱而促成的，而是眾多歷史事件的高潮和巔峰，這些事件甚至可以追溯到好幾個世紀之前。除了各個政體之間的衝突之外，其他很多方面也都起到了推進改革的作用：教會與各種政體（帝國政體，更多的是地方政體）之間的衝突，教會內部的腐敗和多次嘗試改革而產生的衝突，以及包括經濟和技術發展在內的文化的變革，都是宗教改革的歷史原因。

例如，馬丁·路德的《致日耳曼貴族公開書》（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和《教會被擄巴比倫》（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這兩本改教早期最重要的新教著作讓我們看到歷史背景與改革的直接相關性；當我們閱讀約翰·加爾文在他的《基督教要義》開頭的「致法蘭西國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序言」時，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種關聯，這篇序言是理解《基督教要義》內容的重要背景。

此外，許多改革宗的信條所涉及的問題都有特定的歷史條件的前設，或是對特定的歷史處境的回應。歷史背景對改革宗神學內容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可以從《西敏信仰告白》中看出，信仰告白的原文與美國修訂版在政府官長和教會與國家關係這個議題上有所差異。我們必須明白，歷史背景對於理解改革宗神學非常重要。信徒如果希望更好地掌握改革宗神學，就應該花些時間研究十四和十五世紀的歷史，也就是宗教改革發生前兩百年的歷史，當然也需要研究十六和十七世紀，也就是宗教改革發生當時的歷史。神學並不是架空在真空中的，而是發生在真實的歷史中的。

哲學背景

為了理解改革宗神學的哲學背景的重要性，我們有必要記住宗教改革的歷史框架。新教改革始於十六世紀初馬丁·路德的作為。約翰·加爾文第一版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要義》於1536年出版，最後一版於1559年出版。一些主要的改革宗神學家，如茨運理（Zwingli）、穆斯庫魯斯（Musculus）、弗米格利（Vermigli）、布靈格（Bullinger）、伯薩（Beza）、讚奇烏斯（Zanchius）以及烏西努斯（Ursinus）等人的著作都在十六世紀出版。東正教早期的所有改革宗神學家的作品和東正教巔峰時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十七世紀末以前出版的，這些作品的作者包括改革宗神學家波拉努斯（Polanus）、埃姆斯（Ames）、沃勒比烏斯（Wollebius）、馬科維烏斯（Maccovius）、維西烏斯（Witsius）、圖雷丁 （Turretin）和馬斯特里赫特（Mastricht）等。

我們的哲學思想前設影響了我們對現實和知識的最基本原則的理解。

所有重要的改革宗信仰告白和要理問答也都是在這兩個世紀出版的。例如《四城邦信仰告白》（Tetrapolitan Confession，1530年）、《第一瑞士信條》（the First Helvetic Confession，1536年）、《法國信仰告白》（the French Confession，1559年） 、《蘇格蘭信仰告白》（the Scots Confession，1560年） 、《比利時信仰告白》（the Belgic Confession，1561年）、《海德堡要理問答》（Heidelberg Catechism，1563年）、《第二瑞士信條》（the 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1566年）、多特信經（ The Canons of Dordt，1618-19)， 西敏信條（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646), 西敏大、小要理問答（the 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and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1647) 都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前半葉寫成的。

這很重要，因為這意味著古典改革宗神學家的偉大神學著作以及他們所編寫的改革宗信條都是在啓蒙運動前（pre-Enlightenment）的最後一段時間裡寫成的，這是寫作的哲學背景。換句話說，這些神學作品都是在「轉向主体」（turn to the subject）的啓蒙運動之前寫成的。所謂的当代哲學之父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出生於十六世紀末的1596年，他最重要的哲學作品要到十七世紀的1630年代末和1640年代初才寫成，而且這些作品在大學和神學家中產生影響也需要時間。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啓蒙運動前的哲學背景是單一的，這也不意味著哲學先驅都不能成為當代的哲学家。例如，唯名論與古希臘懷疑論的哲學体系都在文藝復興時期重現。這表明經典改革宗神學的哲學前設與中世紀神學家一般的哲學前設有更多的共同點，而與後笛卡爾時代（post-Cartesian era）則沒有什麼共同點。一般來說，他們的研究背景並沒有質疑獨立於人類思維以外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沒有質疑我們通過使用上帝賜予的感官和理性能真正了解世界的能力。此外，他們是在承認事物有真實的屬性這個哲學背景下進行研究的，除了一些例外（例如唯名論）。

啓蒙運動的觀點逐漸流傳開來並開始影響神學家的思維，改革宗神學的一般哲學背景隨之漸漸消逝。這對改革宗神學思想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用「基督教亞里士多德主義」（Christian Aristotelianism）來描述啓蒙運動前的哲學思想：

那麼，新教正統主義的衰落與學術方法和基督教亞里士多德主義這些相互關聯的知識現象的衰落相吻合。理性主義哲學最終沒有成為（神學）合適的輔助，反而要求把它而不是神學視為科學的女王。如果沒有一個哲學結構來補充它的（神學）教義，並與它的（神學）學術方法相一致，新教的正統性就走到了盡頭。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知道為什麼十六、十七世紀有那麼多改革宗的神學巨匠，而之後卻相對稀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後來的神學家們都採用了各種形式的啓蒙運動的哲學思想，拒絕了啓蒙運動前的哲學思想背景。當改革宗神學適應了啓蒙運動哲學思想的預設，就開始枯萎和死亡了。

我們的哲學思想前設影響了我們對現實和知識的最基本原則的理解。當今大多數改革宗神學的讀者都是在後啓蒙運動時代的哲學原則中長大的，而他們自己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這樣的知識就是我們呼吸的學術氛圍。如果我們以後啓蒙運動的視角來閱讀傳統的改革宗神學教義，就很容易導致對這些教義的誤解。更嚴重的是，許多當代改革宗神學家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採用了後啓蒙運動哲學思想的各種視角，而這對我們對上帝、對人、對罪、對所有事物的理解都有著巨大的影響。

當一位當代改革宗神學家採用了無論哪一種形式的後啓蒙運動哲學思想，同時又認同啟蒙運動之前所寫成的改革宗信仰告白，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內在的衝突。徹底修改或拒絕信仰告白教義的誘惑將永遠存在，而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我們在當代改革宗神學家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們不認同改革宗信條中所教導的神論（例如西敏信條第2章的內容）。

神學背景

通常我們都知道想研究多特信經的神學就必須對亞米念派的主張和抗辯派（或稱諫議派Remonstrants）的神學觀點有一定的了解，因為多特信經是針對於此而作出的具體的教義回應。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一般的經典改革宗神學。改革宗神學是對已經存在的中世紀晚期的羅馬天主教神學所作出的回應和重塑。

這種神學背景的前設在早期改革宗神學家的著作和改革宗信條中都可以看到。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改革宗的神學家和改革宗信仰告白針對羅馬天主教各種具體的教義和慣例作出回應。有時改革宗神學家們會糾正這些教義和宗教慣例；有時則會徹底推翻它們。不了解這些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和慣例，就很難理解我們的改革宗神學家和信仰告白所要表達的內容。

十六、十七世紀的改革宗神學家很清楚中世紀晚期天主教的神學，他們假設大多數的讀者（其他神學家和牧師）對此也有一定的瞭解。然而，許多或者說大多數當代改革宗神學的讀者並不像早期改革宗神學家和他們的讀者那樣了解羅馬天主教的教義和慣例，讀者們並不像他們那樣掌握羅馬天主教神學的大公性-聖禮性-救贖性（ecclesio-sacerdotal-soteriological）全方位的神學體系，他們可能零星聽過一些內容，比如天主教的稱義觀，或是聖經與傳統之間的關係，但大多數人並不瞭解整個羅馬天主教包羅萬象的神學體系，以及每一個部分彼此之間的關聯。

這讓當代改革宗神學的讀者與多特信經的讀者身處類似的處境，他們不理解這些信條所回應的亞米念派神學教義。儘管缺乏神學背景知識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認識改革宗神學，但這種有限的認識很容易滑向誤解。例如，有多少改革宗基督徒知道羅馬天主教對墮落前亞當領受的命令（pre-fall constitution）和當時的自然與恩典的關係深深影響著他們對罪、對恩典以及對稱義的理解？這些背景知識對於理解改革宗的罪觀、恩典觀以及稱義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結論

改革宗的經典神學教義並不是毫無背景地從天而降的，它們是在真實的歷史、文化、政治、哲學和神學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產物。如今這樣的背景離我們已經有五百年之久了。我們所身處的21世紀的歷史、哲學和神學背景與十六、十七世紀的背景已經大不相同。如果我們意識不到其中的差異，就很容易用當代的各種背景去解讀幾個世紀之前的著作；如果我們意識到差異，卻仍然忽視這種背景差異，就很容易誤解一些教義的真正含義。簡而言之，我們為學習聖經而鑽研其寫作背景的努力也同樣應該應用於學習古典改革宗神學。

本文關原刊於林格尼爾福音事工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