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神學家：加爾文

編者註：獨立文章系列的第六篇。

約翰·加爾文（1509-1564）很容易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新教神學家，甚至是有史以來真正的偉人之一。作為世界級的神學家、著名的教師、教會政治家和英勇的改革者，加爾文被許多人視為自第一世紀以來對教會影響最大的人。除了聖經作者本身之外，加爾文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聖道服事者。菲利普·默蘭頓（Philip Melanchthon）為了表達對這位教會歷史上最有能力的聖經註釋家的認可，他稱加爾文為「那位大神學家」。查爾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說，加爾文「比其他任何有呼吸的人都更清楚地闡述真理，瞭解聖經，並解釋聖經。」

1509年7月10日，加爾文於出生在法國天主教城市諾永（Noyon），諾永位於巴黎以北約60英里處。加爾文的父親是傑拉德（Gerard），母親是讓娜·考文（Jeanne Cauvin）。傑拉德是羅馬天主教諾永教區的主教公證人，也許是財務負責人，因此屬於神職人員階層人士。在加爾文十四歲時，他就進入了歐洲最負盛名的教育機構——巴黎大學學習神學，為成為神職人員做準備。在那裡，他沉浸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學術研究的學習氛圍中。加爾文是一位嚴肅而學識淵博的年輕人，畢業時獲得了碩士學位（1528）。

加爾文畢業後不久，父親傑勒德就與陷入了與諾永主教的衝突中，這次與教會的失和驅使他轉而把聰明的兒子送到奧爾良大學（universities of Orléans，1528）和後來的布爾日大學（Bourges，1529）學習法律。加爾文還學習了希臘語，並磨練了他的分析性思維和具有說服力的論證技巧，這些技巧在日後日內瓦的講壇上將會得到很好的運用。當傑勒德意外去世時（1531年），21歲的加爾文便搬回了巴黎，追求在古典文學方面的深造，這是他的熱忱所在。後來加爾文又回到布爾日，在那裡完成了法學研究的學習，並於1532年獲得了法學學位。

突然歸信

在奧爾良大學讀書期間，加爾文通過馬丁·路德的著作接觸到了一些早期的改教思想，這些思想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討論。隨後，加爾文歸信了基督。加爾文在《詩篇注釋》（1557）的序言中記錄了他信主的見證：

我努力忠實地從事這項[法律]研究，是順從我父親的意願；但藉著上帝護理性的奧秘帶領，終於將我的人生指向了不同的方向。起初，由於我過於執著地迷信天主教，以至於很難從如此深重的泥潭中解脫。然而上帝通過一次突然的改變將我制伏，將我的想法轉變為一個受教的思想架構，而我對這些事的態度比我早年所能想像的更加剛硬。有了這種轉變，我對真正的敬虔就有了一定得感受和了解，我立即被一種強烈的願望激勵，希望在這方面取得一些進展。雖然我尚未完全放棄其他領域的研究，但我對那些的追求卻變得不那麼熱切了。

1533年11月，巴黎大學校長、加爾文的朋友尼古拉·科普(Nicolas Cop)在該校冬季學期的開學典禮上講了一篇道。內容是以《新約》為基礎呼籲宗教改革，並對當時的經院派神學家進行了大膽的攻擊。科普「路德式」的觀點遭遇了強有力的抵擋。由於手稿的副本是加爾文的筆跡，於是人們認為這篇講道是由加爾文與科普合作寫成的，因此加爾文被迫逃離巴黎以免被逮捕。他逃到了一位富人路易·杜·提萊（Louis du Tillet）的莊園，路易很認同宗教改革。在杜蒂萊龐大的神學圖書館裡，加爾文閱讀了《聖經》和教會教父的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奧古斯丁的作品。通過努力、天才和神的恩典，加爾文正在成為一位地位不俗、自學成才的神學家。

1534年，加爾文搬到瑞士的巴塞爾以便進行獨立研究，當時巴塞爾已然成為了一個新教的據點。在那裏，加爾文寫下了《基督教要義》的初版，這本書後來成為了加爾文的神學傑作，也是宗教改革期間最重要的一本書。在書中，加爾文概述了新教信仰的基本原則，並為改革宗的釋經視角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令人驚訝的是，加爾文開始寫這部作品時年僅二十五歲，而且此時他信主剛剛一年而已，第一版在他26歲時就出版了。

1536年，加爾文決定搬到德國西南部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學者的身分繼續潛心學習。但法蘭索瓦一世（Francis I）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之間的戰爭使他無法專心於學術。加爾文被迫轉道至日內瓦，他本打算只在那裡待一晚上，然而當他進城時，人們立即認出他是《基督教要義》的年輕的作者。那些認同宗教改革的人便帶他去見威廉·法瑞爾（William Farel）。法瑞爾在日內瓦領導新教運動已經有十年了。不久之前日內瓦剛剛投票通過決定脫離羅馬天主教會，成為一個宗教改革城市，但日內瓦迫切地需要一位能夠闡明改革宗真理的教師。脾氣火爆的法瑞爾向加爾文提出挑戰，要求他承擔這項任務；當加爾文猶豫不決的時候，法瑞爾向加爾文發出了詛咒式的威脅。加爾文是這樣說的：

法瑞爾以非凡的火熱推動著福音的傳揚，當他得知我不想別的，一心只想投身於個人性的研究，就立即使出渾身解數竭力阻止我。法瑞爾發現懇求我沒有用，便開始開口詛咒我的隱居生活，以及我所追求的學術研究的歲月靜好，他說如果我在如此緊迫的情況下隱退並拒絕提供幫助的話，上帝會詛咒我。這咒詛的話使我感到非常害怕，於是我放棄了當時的旅程。

於是，加爾文在日內瓦開始了他的牧師生涯，他先是做講師，然後做牧師。他與法瑞爾一起，開始了使實踐教會生活與聖經教導相一致的任務。加爾文實踐的改革包括在聖餐桌前執行教會懲戒。要對日內瓦的知名人士執行懲戒並不容易，他們中的許多人都過著有罪的生活。這場危機在1538年4月23日的復活節主日達到了沸點，那天加爾文拒絕為某些公開生活在罪中的重要人物主持聖餐。當時的情勢十分緊張，以至於加爾文和法瑞爾被迫離開了日內瓦。

流放與回歸

加爾文撤回到了斯特拉斯堡，這個他兩年前就打算去的地方，他原本去那裏的目的是為了避開人群。但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家領袖馬丁·布塞（Martin Bucer）堅持認為加爾文必須繼續在公共講壇上傳道，布塞像法瑞爾先前那樣威脅他。加爾文向布塞屈服了，於是他成為了近500名來自法國的新教難民的牧師。

然而，這位流亡神學家在斯特拉斯堡也有了自由寫作的時間。在此期間，加爾文寫了《羅馬書注釋》；他也豐富了他的《基督教要義》，並將其翻譯成法文。同時，他還寫下了被譽為宗教改革最偉大的護教書信——《對薩多萊多的回覆》（A Reply to Sadoleto）。加爾文離開日內瓦後，紅衣主教雅克波·薩多萊托給日內瓦公民寫了一封公開信，邀請他們回歸羅馬天主教信仰。市政府官員呼籲加爾文作出回應，加爾文便以《對薩多萊多的回覆》作為回應。這是一份令人信服的辯護，是關於上帝在恩典福音中的榮耀的辯護。在斯特拉斯堡期間，他還與有兩個孩子的寡婦伊德萊特·德·佈雷（Idelette de Bure）結了婚，她使加爾文過得非常幸福。

加爾文在斯特拉斯堡度過了三年的快樂時光，其後日內瓦的長老寫信給他，請他回來擔任他們的牧師。在他不在的這這段期間，日內瓦的宗教和政治形勢都日益惡化。起初，加爾文並不打算返回。在1540年3月29日寫給法瑞爾的信中，加爾文說：「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願走上回日內瓦的十字架，在那裡人每天都會滅亡一千多次」。然而，儘管加爾文知道在日內瓦有許多危險在等著他，他最終還是改變了主意。加爾文將他的生命看作是完全在基督裡的，並甘心樂意地交託給了上帝，這種心態體現在了他私章的樣式中——一隻手捧著一顆心，下面寫著一句格言：「主啊，我願將我的心及時而懇切地獻上給祢。」他認為回日內瓦是上帝的旨意，並甘心向其屈膝，回到了瑞士擔任牧職。

在離開三年半後，加爾文於1541年9月13日回到了日內瓦。在他的第一次講道中，他選擇用被流放前最後一次講道所使用的經文的下一節經文作為講道經文，以此開始恢復他的解經式講道。這種延續大膽地聲明了逐節宣講聖經將在他的聖道事工中佔據首要地位。

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第二個牧師任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被反對的時期（1541-1555年），當時加爾文承受了許多的阻力和困難。最開始人們以愛國者的形象表明反對，這些人是日內瓦最古老、最有影響力的家族。他們不喜歡加爾文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他是個外國人。同時，加爾文也面臨著自由派的反對，他們是日內瓦的反傳統者，生活在公開的罪和不道德中。但迄今為止，最艱難的是1553年邁克爾·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事件給加爾文帶來的痛苦經歷。在加爾文被市政府官員作為專家證人傳喚之後，塞爾維特這位眾所周知的異端份子被市政府官員燒死在火刑柱上。這段時間內還有其他的審判，1542年，加爾文的兒子雅克（Jacques）在出生僅僅兩周後就去世了，而加爾文的妻子伊德萊特在結婚僅9年後，也就是1549年去世。

這種排山倒海的反對聲浪終於漸漸平息，加爾文生命中最後的九年（1555-1564）可以說是被支持的一段時期。終於，加爾文獲得了市政府官員們的認可。1559年，在這種支持下，他仿照在斯特拉斯堡看到的那樣建立了日內瓦學院。該學院有一所提供初級教育的私立學校，以及一所提供聖經語言和神學方面更高級研究的公立學校，以培養牧師、律師和醫生。同年，也就是1559年，《基督教要義》的第五版也就是最後一版發佈。1560年，《日內瓦聖經》問世，這是第一本在空白處有神學注釋的聖經英文譯本。這部不朽的作品是在加爾文的建議下誕生的，呈現了一種上帝對所有創造物擁有主權的世界觀。

加爾文為福音事工培訓了許多講法語的牧師，他將這些牧師從日內瓦派往歐洲其他講法語的地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去了法國，在那裡，改教運動涵蓋了大約十分之一的人口。最終，有一千三百名在日內瓦接受培訓的宣教士前往法國。到1560年，從日內瓦派出的宣教士在法國建立了一百多個地下教會。到1562年，教會的數量已經增加到2150個，有300多萬成員。一些教會的成員人數達到了數千人。這種增長發展出了胡格諾派，幾乎超過了反對改教運動的法國天主教會成員的人數。此外，經過日內瓦培訓的傳教士在意大利、匈牙利、波蘭、德國、荷蘭、英格蘭、蘇格蘭和萊茵蘭甚至巴西都紛紛建立了教會。

告別演說

1564年初，加爾文得了重病。2月6日星期日，他最後一次在聖彼得大教堂的講壇上講道。到了四月，很明顯他已經時日不多了。五十四歲的加爾文面對死亡時的決心就像他面對講壇一樣堅定 。他信仰的力量建立在了上帝的主權之上，這體現在他最後的遺囑中。1564年4月25日，加爾文口述了以下文字：

我感謝上帝，不僅因為祂憐憫我這個可憐的人，把我從我所深陷的偶像崇拜的深淵中拉出來，帶到祂的福音之光中，使我能領受救贖恩典的教義，這是我完全不配得的。上帝更是持續地以祂的仁慈在我這麼多的罪孽和缺點中支撐著我，這些罪孽和缺點足以使我被祂拒絕十萬次，然而，上帝對我的仁慈竟延續到我和我所作的工上，使用我來傳達和宣講祂福音的真理。

三天後，即1654年4月28日，加爾文把他的同工們叫到他的臥室，向他們發表了告別演說。加爾文告誡他們，宗教改革的戰鬥還沒有結束，僅僅只是剛剛開始。「當上帝召喚我離開時，你們會面臨麻煩… 但你們要鼓起勇氣，剛強壯膽，因為上帝會使用這間教會、持守它，並向你們應許，上帝會親自守護它。」就這樣，加爾文用無力的雙手將改革宗的火炬從傳遞給了他的同工們。

1564年5月27日，加爾文在他的繼任者西奧多·伯撒（Theodore Beza）的懷抱中去世。加爾文的最後一句話是「主啊，要到幾時呢？」——這正是聖經中的話（詩篇七十九5；八十九46）。他離世前的最後一句話都是在引用聖經，引用他一生都在宣講的聖經。應加爾文自己的要求，這位謙卑的神的僕人被埋葬在一個普通的公墓裡，他的墓碑沒有任何標誌。

本文原刊於《獨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