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认信的教会

编者注：这是《桌边谈》杂志：认信的教会系列的第三篇。

旧约表明上帝的百姓从一开始就是个认信的群体，而且一直都是。圣经中〝最根本的信经〞是〝示玛〞：〝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申六4）耶稣（可十二29）和保罗（林前八4-6）都曾引用过这一信经。在西奈山上，上帝亲自启示祂自己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的神（出三十四6）。根据一些学者的判断，这种表达方式对旧约的百姓来说也起到了类似信条的作用；在以色列的故事里，从摩西五经（圣经开头五卷书）到先知书，这种表达方式重复了好几次，在诗篇中也用到了三次（诗八六15；一零三8；一四五8）。

同样的，新约中也可以找到信经的声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5节和第三章16节就是两个例子。对此，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佩利肯（Jaroslav Pelikan）说：〝说保罗在引用〝或口头或书面的，非常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告白，是很合理的〞。其他学者也认为，保罗在教牧书信中的一些〝可信的话〞也源自早期教会的信条或仪文。

随着古代教会持续地实践，早期的信经摘要成为了〝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这是从使徒那里得到的教义摘要，并传给了后代。早期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的争议促使教会磨练其对信仰的表述，教会定下信经，以表达其关于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的认信。信经能帮助教会教导，也能谴责偏离教义的看法（例如，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堡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

许多基督教传统在这些古老的信条基础上还添加了许多信仰告白。那么信经（creeds）和信仰告白（confessional statements）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来说，信经写于教会开始的前几个世纪，通常是非常简短的教义申明，聚焦于三位一体的属性或圣子的道成肉身，并且普世教会都接受，因此被称为〝大公信条〞（ecumenical creeds）。三个主要的大公信经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在这些信经的基础上，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信条则表达了特定地区的改革宗信仰，例如法国信仰告白（the French Confession）或苏格兰信仰告白（the Scots Confession），用以应对外来的威胁（如重洗派的偏差或阿米念主义的挑战），或是为改革宗信仰和生活的全面发展提供教义支持（如盟约神学和教会治理）。

当信条遇见分歧

制定信条是为了维护上帝百姓的合一，因为他们〝同得宝贵信心〞（彼后一1），但他们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我们确实看到教会的分裂。西方教会在《尼西亚信条》中增加了〝和子论〞（filioque，认为〝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而出的〞的说法），这导致了1054年东西方基督教的分裂。

1529年的马尔堡会议（Marburg Colloquy）试图将新教的改革宗和路德宗联合起来，双方在15个教义要点中的14点上达成一致，唯独在有关基督在圣餐中以何种形式临在的这个议题上，马丁·路德和乌利希·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没有达成一致。这使得新教的发展遇上了悲剧性的挫败，梅晨（J. Gresham Machen）认为这个分歧是一场〝灾难〞，但他补充道，如果路德把有关圣礼的分歧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事情，那将会是更大的灾难，因为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比教会当中所有的分歧都更加致命。〞

早期的信条摘要就成为了〝信仰准则〞，这是从使徒那里得到的教义摘要，并传给了后代。

1675年当弗朗西斯·图雷廷（Francis Turretin）和海德格尔（J.H. Heidegger）编写《赫维蒂卡共识准则》（the 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的时候，改革宗教会正在对抗当时刚刚兴起的圣经批判思潮。图雷廷和海德格尔以该信条作为回应，表明希伯来文圣经中用来表示元音的点也是上帝默示（inspiration）的。虽然瑞士归正教会接受了这一信条，但当时代的许多人认为，没有必要上升到以制定信条的方式来支持圣经的完整性。因此，《赫维蒂卡共识准则》作为瑞士的信仰告白只使用了66年。用范思科（J.V. Fesko）的话说，这是〝过度的认信〞，因为它〝过分窄化了正统的大门〞。

从这些事件中得到的教训不是要我们放弃使用信条，而是要进一步努力完善和改进信条的表达方式。信条既不应该也没有办法说明一切。如果小心地制定信条，应该能保护教会真正的大公性。菲利普·沙夫（Philip Schaff）在这方面正确地评价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认为它〝以最有力却又最温和的口吻表达了加尔文主义〞。

认信主义者都明白，由人所编撰的信经和信条，都只是从属的标准。它们作为教会的规范要服在圣经的权力之下，因为唯有圣经是信仰和实践唯一无误的准则。因此，当教会从圣经中获得更伟大的洞见时，信条有时候是可以修订的。例如，美国长老会于1789年对《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就教会和国家关系这一条进行了修订，陈明了教会独立于国家政体之外。但是，信条的修订并不常见，而且也不应该常常修改。因为当信条被修改时，往往都因应了时代的潮流，连带削弱了教会的改革见证。比如北方长老会1903年的修订版就是如此，他们弱化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关于人的堕落和拣选的教导。

不满意认信

今天，教会常以相当质疑的态度回顾信仰告白的历史。人们不再关注信条，信条也不再能影响到信仰的表达方式。人们尤其怀疑信条是否真的能够将信徒团结起来。一个人要么有信仰告白，要么就是大公性的，但这两者不能兼具—这种看法似乎变得很普遍。

美国长老会在历史上分裂出许多带有〝长老会〞的宗派，这似乎能为上述的说法提供例证。一个多世纪前，华菲德（B.B. Warfield）承认，在他那个时代，长老会的信仰告白造成了〝广泛的骚动〞，他将其归结为几个原因。不满的来源之一是认信的条件过于苛刻（即教会长执同工必须宣誓自己会维护信条的标准）。华菲德倡导的做法，就是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长老会中确立的做法，即要求牧师和长老们认信威斯敏斯特标准，认为标准中就包含了圣经的〝教义系统〞。这使得牧师们得以不用逐字逐句地认信信条，而是可以自由地修饰一些言辞或表述。华菲德主张〝言辞苛刻的信仰告白就超出了本身要表达的内容〞。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认信太苛刻的话，在行动上必定会变得松懈〞，这往往削弱了认信主义的实践。查尔斯・赫治（Charles Hodge）也说：〝对全世界都过分严格的人是最不信实的人〞。

对信条不满往往是因为对于〝大公〞的理解太过浅薄。如果我们在教会中减少信仰告白的宣讲，教会是否会进一步联合？简短而概括性的福音信仰声明难道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教会的关注吗？华菲德将使用信条的进路比喻成〝在分裂的家里建造大房子〞。教会的合一永远不该以牺牲其在信仰中成熟作为代价。华菲德补充说：〝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这条自由之路是否会通向暴政的终点。〞

认信的作用

这些对信仰告白不满的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信条的本质和目的有着普遍的困惑。华菲德对于这一点的见解也很有帮助。他指出，信条若是运用得当，对教会有三方面的帮助：作为检验、作为教科书和作为见证。

在教会查验领袖候选人的时候，信条形成了教会对某人胜任领袖是否有信心的检验标准。这个检验可以约束候选人的信心，即他是否能够起誓承诺衷心地教导圣经所启示的内容，比如亚当是人类〝盟约的头〞，比如基督受圣灵感孕。

信条是指导信徒的神学教科书。要理问答（问答形式的信仰告白）是非常有效的门徒训练工具，通常教会以《使徒信经》、《主祷文》和《十诫》为基础，为男女老少提供基督教信仰的培训。当教会忽视了通过要理问答来成全圣徒的职责，教会就会削弱他们认信的身份。

当教会以信仰告白宣告自己的信仰时，信条就是见证，既是对时刻在观察大公教会的世界的见证，也是对其他基督教会的见证，特别是教会在敬拜生活中共同赞美和感谢上帝的见证。这意味着在公共崇拜中要定期朗读或背诵特定部分的信条，但这并不是全部。教会的认信应该也包括决定教会的诗歌崇拜形式，因为公共崇拜要求要会众的齐声颂赞。当全会众齐唱的音乐敬拜变成了专人表演，教会就剥夺了她的羊群认信的特权。此外，教会的诗歌不能被简化为对个人经验的表达。教会的见证不应该是〝我降服于祢〞，而是〝我们赞美祢，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赎者，创造主〞。即使有着丰富的神学表述，但这样的认信仍然是空洞的，无法塑造教会整体性的赞美。

检验、教科书和见证可以使信条成为认信教会的支柱，使信条影响了合一的论点颠倒过来。信条非但没有破坏教会的大公性，反而能帮助教会的大公性。很多时候，长老会的分裂往往是因为对信仰告白不再忠诚。没有了信条，教会就会被各种教义的风吹动，特立独行的解释能使教会与其他教会人脱节，而短暂的担忧也能使教会与改革宗的传统脱节。

宽广的信仰告白

在诗篇18篇中，大卫赞美神将他安置在宽阔之处（第19节）和宽广的地方（第36节），这些用词在旧约其他经文也有。宽阔之处是什么意思？宽阔之处通常与应许之地有关，是一个安全、自由和繁荣的地方。

认信的教会往往会被看作是狭隘的地方，在那里，严格的教义不允许任何的偏差，导致一些人神学上出现幽闭恐惧症，害派专制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可以肯定的是，信条可以而且已经被误用了。信条可以沦为锤子，在教会法庭上强制执行僵化的一致性。 但教会历史上的信仰告白却说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信条可以是礼物，呼召教会与会众之间保持热切和友好的合一，并与更多更广的教会团契。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说：信条〝为神学和信仰的表达划定界线，但在界限内却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以发展出各种神学和信仰的表达〞。改革宗传统中神学最繁荣的时节，其特点就是高度关注信仰告白。信经和信条不可能会阻碍教会的繁荣，却对教会的合一、圣洁、使徒性和大公性至关重要。

本文原刊于《桌边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