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威斯敏斯特神学家”？

編者注：這是 独立文章 (2026) 系列的第二十四篇。

威斯敏斯特大会（1643—1653）召开于英格兰宗教与国家剧烈动荡之际，制定了一系列神学标准——尤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及《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为代表——这些文献直到今日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背景与处境

在英国内战（1642—1651）爆发之时（国王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英格兰教会处于混乱之中。早在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已确立一种介于新教神学与罗马天主教形式之间的 via media（“中道”），保留了罗马的教会政体、外在形态与宗教实践；但这一妥协的推行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正因如此，许多人力求从罗马天主教的残余中洁净英格兰教会，这些人当时与今日都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盼望在合乎圣经的敬拜与宗教表达上改革英格兰教会，使新教神学能一以贯之地应用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由于许多清教徒拒绝遵守英格兰教会《公祷书》中所成文规定的讲章、祷文与礼仪，他们遂成为分离派与不从国教者。

自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倾向天主教的教士与清教徒势力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直到查理一世在扩张王权上用力过猛。1642年，他举起王旗，向国会宣战，由此爆发了英国内战。次年，国会召集了一次大会，有人认为这是教会历史上所曾聚集过的最有恩赐、最敬虔、且神学造诣最深的一次大会。

威斯敏斯特大会

大会由121位英格兰教职人员、30位平信徒，以及一支无表决权（但影响甚大）的苏格兰长老会代表团组成。与会的著名神学家与牧者包括托马斯·古德温、爱德华·卡拉米、威廉·古治、耶利米·伯若斯，苏格兰委员则有乔治·吉莱斯比与撒母耳·卢瑟福。大会自1643年至1649年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集会，举行了一千余次会议；此后仍断续召开，直至1653年。

英格兰议会与苏格兰所立的《庄严同盟与盟约》（1643）为军事与教会两方面的同盟铺平了道路，这不但增强了议会对抗查理一世的军力，也影响了《威斯敏斯特标准文献》的内容。虽然就由长老领导的教会政体而言，这些标准并非严格意义上专属于长老会的文件，但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助力下，它们仍使长老会（以及独立派等）得以在改革宗信条传统的框架内自由施行各自的教会治理形态。

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家（委员）皆才华横溢。他们精通圣经与神学，熟悉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文及拉丁文，且能背诵教父著作的大段篇章。他们承继初代改革者（如路德、加尔文、慈运理、诺克斯等）的教训，力求使改革宗神学落实于牧养与实践之中。他们也谨慎持守个人与家庭敬拜，按圣经的教导治理家庭，并守主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威斯敏斯特诸神学家既关切经验性的基督信仰、怀有温暖的牧者关怀，同时又在对抗异端、罗马天主教、错误教训与不悔改的罪上毫不妥协。

大会的成就与意义

基督教会历来珍视信仰告白的实践，用以界定、合一、澄清、区分、护卫，并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3）。在神学纷杂与敬拜失范的背景下，威斯敏斯特大会的神学家——以英格兰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与詹姆士·厄舍于1615年拟定的《爱尔兰信条》为基础——制订了新的《信仰告白》（1646年）、《大要理问答》与《小要理问答》（1647年），以及《公共敬拜指引》（1644年）。议会亦要求诸神学家为各项陈述增补经文根据，使其有坚实的圣经依据。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可谓大会最具恒久影响的成就，由简练而要旨分明的神学篇章构成，论及圣经、上帝、创造、人论、罪、基督里的救赎、成圣、教会、敬拜、婚姻、圣礼与末日审判等主题。

《大要理问答》与《小要理问答》大体沿袭《告白》的基本脉络，但在十诫与主祷文上篇幅更为宏富。此外，《大要理问答》侧重于教会，而《小要理问答》则侧重于个人。二者皆作为教导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教义教育工具，强调神学理解的清晰与精准。

《公共敬拜指引》部分是为取代《公祷书》所规定的强制性礼仪而制定的，并由此成为一部在原则上彻底一致、具有鲜明新教与改革宗特色的敬拜手册。该指引强调敬拜的规范原则、圣经的中心地位、洗礼与主餐两大圣礼的合宜施行，以及在探访病人、禁食与殡葬等方面的牧养关怀。

威斯敏斯特大会是改革宗神学史与新教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里程碑。其恒久的遗产，不仅体现在教义阐述上，也体现在对教会学与基督教思想的深远影响上。大会的工作至今仍然规范着全球改革宗教会的信仰与实践，体现出对圣经与神学的深切投入。

本文选自《十七世紀史》系列。